穿衣的成本，那也是不小，布料棉料衣料在当时，都是紧俏物资。

在1960年代的天津，一件“涤棉卡其男制服上衣”

要卖19元，一条“涤棉卡其男制服裤子”

卖14元。

上下一“配齐”

，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就出去了。

所以那时的工薪家庭，“买衣服”

真是难得的奢侈事。

就算“过年穿新衣服”

，也多是自己买料子做。

至于平时？那真是“缝缝补补又三年”

。

比如1962年，李振恃刚走上乒乓球道路时，除了“省一个星期菜钱”

买球拍外，母亲还把家里的大衣卖了，给李振恃哥俩各买了一双球鞋，外加一块海绵和一个球网，总共花了十块钱。

这就是“妈妈给李振恃打球的全部支出”

。

也正因如此，那一双球鞋李振恃穿了三年，补了七块补丁，哪怕后来因为长身体穿不下去，“还舍不得扔”

。

还有一些今天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，放在当时，都是“天价奢侈品”

：比如糖果，在1960年代的天津，一级白砂糖要八毛八一斤，红杏软糖两块七一斤。

要知道，当时北京条件较好的工薪家庭换煤气，一罐煤气价格也不过两块七，相当于一斤红杏软糖的零售价。

同时期的上海人结婚，男方如果能用两三斤糖做聘礼，也是非常有面儿。

还有塑料制品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人们常把“塑料”

叫做“化学”

，以体现其高大上地，价格当然也高。

1963年时，一只“化学肥皂盒”

（塑料肥皂盒）要卖七毛五，相当于一斤羊肉。

一双“化学凉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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